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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六十年里，“硅谷已死”这个论断如一个永恒的幽灵，伴随着每一次经济衰退、技术转型或社会动荡而准时降临。

　　它既是华尔街分析师的警告，也是竞争对手的期盼，更是硅谷内部焦虑的投射。然而，历史一再证明，每一次“死亡”的宣判词，都成了下一次更强劲复兴的序曲。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更将尝试将硅谷作为一个复杂的“创新元系统”（An Innovation Meta-system）进行结构性解剖，深入分析其独特的“反脆弱性”——在混乱和冲击中反而变得更加强大的能力。

　　每一个周期都对应着一个背负着危机与质疑的时代，充满了数据、引言和具体的公司故事……

　　在冷战高峰期，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国防谷”，其繁荣严重依赖美国国防部的慷慨订单。

　　然而，当越南战争的泥潭让美国社会深感疲惫，国防预算在1969年至1971年间大幅削减时，危机瞬间降临：

　　1971年，当地最大的雇主——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分部——濒临破产，不得不向联邦政府发出戏剧性的求救；

　　当时的《时代》杂志以《为生存而战》为题，警告其倒闭可能导致6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将曾经繁荣的“微波谷”打回经济空壳的原形。

　　未来的伯克利著名学者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她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她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自信地预测：

　　硅谷已“达到其物理极限”，高昂的房价和劳动力成本将使其在80年代停滞不前（她后来坦然承认，“事实证明我错了”）。

　　然而，正是在这场危机中，企业家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将为军事服务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转向商业应用。

　　日本公司在内存芯片（DRAM）和消费电子领域势不可挡，美国电子工业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在1985年4月写道：“这是加州硅谷的艰难时期”，描绘了一幅芯片订单“崩溃”、供应远超需求的“黯淡”前景。

　　与此同时，雅达利公司（Atari）在1983年引发的“视频游戏大崩溃”，已经预演了消费电子领域泡沫破裂的惨状，其母公司华纳通信的股价因此蒸发了三分之二。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其著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将1985-1986年描述为一场“关乎生死的战斗”。

　　面对日本厂商在DRAM市场的压倒性优势，英特尔做出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决策之一：放弃DRAM业务——这家公司赖以起家的核心产品，全力押注微处理器，成就了商业史上的佳话，当然这是后话了。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公众看法是，硅谷的最好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

　　行业和政府做出了回应（例如198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SEMATECH的成立），硅谷公司将重点转向专用芯片（ASIC、微处理器）和软件。

　　苏联解体带来的“和平红利”，严重打击了加州的航空航天和电子公司。同时，美国经济进入广泛衰退（1990年代初的低迷），硅谷也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陷入二战以来最深的衰退，圣克拉拉县在此期间失去了超过3.3万个工作岗位。

　　此时，东海岸的竞争对手——波士顿128号公路上的小型机巨头们，如DEC、王安公司，正经历着真正的、不可逆转的崩溃：

　　DEC的“一体化”模式——自己生产芯片、自己设计硬件、自己编写操作系统——在PC和开放系统的浪潮面前显得笨拙而昂贵。

　　《洛杉矶时报》在1992年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称，加州经济“像一个醉醺醺的拳击手，摇摇欲坠，看不到尽头”。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在萧条的表象之下，一个名为“商业互联网”的新物种正在悄然酝酿——1994年成立的网景公司（Netscape）点燃的星星之火，即将在几年后形成燎原之势。

　　当时，1990年代初的“死亡”叙事迅速翻转为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淘金热，让许多人措手不及。

　　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10日的5,048.62点峰值，在两年半内暴跌78%，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

　　路透社后来总结道，科技泡沫破灭后，圣克拉拉县“失去了超过20万个工作岗位，占其就业基础的20%”。

　　办公园区空了；风险资金枯竭；数十家曾经被炒作的互联网公司几乎一夜之间关门。

　　它们的失败并非因为理念错误——今天，生鲜电商和宠物电商都已是千亿级别的赛道——而在于它们对未来的“过度预演”。

　　它们在市场、物流和用户习惯都远未成熟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构建了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

　　它挤出了投机的泡沫，使得带宽、人才和办公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宜；它验证了市场的最终需求，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它所铺设的过剩光纤网络，成为了日后视频和云计算服务发展的廉价高速公路。

　　同时，正是在这片废墟之上，谷歌（Google）等公司完成了市场统治，新一代巨头悄然诞生。

　　随着美国经济在2008年末，科技公司看到需求软化，裁员回归。到2009年初，即使是像微软和思科这样当时的巨头也在缩减规模，初创资金极其紧张。

　　观察者指出，这次科技不背锅了，反而，科技是更广泛金融崩溃（华尔街）的受害者。

　　路透社也注意到：“很少人认为，08年金融危机的裁员会对硅谷作为创新和冒险摇篮的声誉产生长期影响。”

　　这种信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到2008年，硅谷的科技部门已经成熟并多样化（企业软件、搜索、硬件、生物技术），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更具弹性。

　　例如，随着IPO冻结和风险资本收缩，有些人质疑无尽科技增长的时代是否结束了。

　　但到2010-2011年，硅谷出现了明显反弹：像2004年成立的脸书FaceBook这样的公司正在爆炸式扩张，新一波智能手机应用初创公司（移动时代）正在进行中。

　　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名言——“我们想要飞行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精准地概括了“创新停滞”的指控。

　　2016年，《经济学人》和其他媒体发表文章质疑“创新机器”是否已经崩溃，硅谷的“产品”日益被广告驱动、造成社会分裂，或狭隘地专注于精英便利。

　　事实的确是，到2010年代中期，像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可以说挤压了初创公司。

　　哈佛商业评论的马埃勒·加韦分析指出，硅谷受益于非凡条件（移动革命、充裕资本、宽松监管），但现在面临转折点。

　　当然，从后见之明来看，这种2010年代中期的“衰退”叙事将再次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新的平台正在悄然出现：

　　深度学习和AI，像谷歌、OpenAI（2015年成立）这样的公司和AI研究激增表明另一场革命正在酝酿。

　　当Twitter、Facebook等公司宣布永久远程办公时，许多科技工作者选择离开湾区以降低高昂的生活成本。著名风险投资人Keith Rabois高调搬往迈阿密，并宣称“硅谷完了”。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20年4月到2022年7月，近25万人离开了硅谷地区。

　　2022年，硅谷仍然吸引了7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比排在其后的几个科技中心（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的总和还要多。

　　就在人们以为硅谷的中心地位将被永久削弱时，生成式AI的浪潮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球。

　　训练前沿AI模型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算力和数据，似乎只有少数科技巨头才能负担。而这是否意味着，硅谷赖以生存的“车库创业”文化已经终结？

　　如果创新成为一场“巨人的游戏”，那么硅谷的活力源泉——那种自下而上的、颠覆性的创业精神——是否会因此枯竭？

　　在60年代末是国防削减和衰退；在80年代，是外国竞争和PC市场饱和；在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和区域崩溃；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在2008年，全球危机；在2010年代中期，停滞恐惧；在2020年，大流行引发的外流；到2023年，对AI过度集中的担忧。

　　人们常常看到硅谷巨头对初创公司的“扼杀”，但另一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系。

　　同时，它们也是初创公司最理想的退出渠道（通过并购），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流动性，并将资本重新注入生态系统。

　　一个成功的公司，如PayPal，其早期员工在公司被收购后，又成为了新一代的创业者（创办了LinkedIn, Yelp, YouTube等）和天使投资人，反过来哺育了整个生态系统。

　　当我们将其置于全球创新中心的竞争棋盘上进行比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它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全球创新正从“硅谷中心”的单极格局，演变为一个多极、网络化的新格局。

　　它拥有同样顶尖的大学（MIT、哈佛）和早期的技术优势，但在从小型机到个人电脑的转型中彻底失败。

　　严格执行的竞业禁止协议阻碍了人才流动，而保守的银行文化也远不如硅谷VC那样愿意为初创企业承担风险。当这些大公司巨轮撞上冰山时，整个地区的生态系统随之沉没，未能像硅谷那样，由无数艘灵活的小艇（初创公司）继续航行。

　　深圳在过去三十年里上演了另一场创新奇迹，成为了全球公认的“硬件硅谷”。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 + 敏捷硬件生态”。

　　强大的政府规划和投资，结合华强北世界级的元器件供应链和无与伦比的制造能力，使得深圳在硬件产品的原型设计和规模化生产上拥有惊人的速度优势。

　　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技术单位，如“8200部队”，成为了年轻人的“创业军校”，他们在服役期间处理真实世界中最尖端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分析挑战，退役后便带着技术、经验和战友网络直接进入创业领域。

　　这使得以色列在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等垂直领域形成了“专精”的全球优势。但其局限性在于国内市场狭小，以及难以诞生平台级的、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巨头公司。

　　硅谷的历史，为全球所有致力于构建创新生态的城市和地区的建设者们，提供了一本充满“反常识”智慧的行动手册。

　　这意味着政府决策者需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思维转变：目标不应是追求“持续稳定的就业增长”，而应是打造一个“在剧烈波动中保持长期活力的反脆弱系统”。

　　在这种认知下，繁荣期不再是沾沾自喜的理由，而是抑制资产泡沫、将超额收益投入到教育、基础科研和公共设施等长期项目中的最佳窗口。同样，衰退期也不应被视为失败，而是需要果断出手、通过公共研发资金和人才补贴等方式保护创新“火种”的关键时刻，以防止核心人才的永久性流失。

　　2.这种对长期韧性的关注，自然引出了第二个反常识的原则：文化先行，而非建筑。

　　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这意味着预算的优先级应当从建设宏伟空旷的科技园区，转向投资那些能促进人与人之间非正式交流的“软性”基础设施。

　　这包括积极支持更多充满活力的独立咖啡馆、功能多样的共享办公空间、自发组织的技术社群（Meetup）活动，以及精心设计那些适合步行、功能混合的社区，让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们能够在街角“不期而遇”，在思想的碰撞中点燃创新的火花。

　　3.而这片肥沃土壤的核心养分，正是第三个常识（原则）——人才的自由流动。

　　在法律层面，废除或严格限制“竞业禁止协议”是构建开放生态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在文化层面，需要鼓励大公司和机构采纳更灵活的雇佣关系，例如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所倡导的“联盟”理念，允许员工将职业生涯视为一系列在不同组织间转换角色的“任务期”，从而加速知识的传播与融合。

　　而在物理的城市规划层面，则要通过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将大学、研究机构、创业孵化器和成熟公司紧密连接起来，从根本上降低跨界交流的时间与空间成本。

　　请注意，在一个人才自由流动的网络中，一些关键人物扮演着“超级节点”的至关重要角色。

　　他们是那些拥有广泛人脉、乐于分享资源和信息的资深天使投资人、连续创业者或大学教授。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离不开这些“连接器”。因此，政府和机构应当设立专项基金或荣誉项目，去主动识别、赋能并激励这些超级节点，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编织社区网络，成为知识与机会的传递中枢。

　　对于投资促进机构而言，评估一个地区创新生态的健康度，绝不应只看引进了多少家巨头公司或诞生了多少只“独角兽”。

　　更重要的，是关注那些更多元的指标，例如初创公司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天使投资的活跃度，以及中小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比例。

　　一个由少数巨头主导的生态系统是脆弱的，而一个充满“物种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则拥有更强的韧性和适应性。

　　在当今全球人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被动等待是不够的，必须主动出击，拥抱全球化而非走向内卷化。

　　一个有远见的创新中心，应当在全球主要的人才聚集地（如顶尖大学或其他科技中心）设立“人才大使馆”或联络处，主动举办活动、宣传本地优势、提供一站式的落地服务，像“星探”一样去发掘和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人才。

　　6.最后，也是最能体现长期主义智慧的一点，是学会在热潮中为未来的“冬天”做准备。

　　对于大学和研究机构而言，这意味着在当前AI应用和工程化一片火热之时，更需要将宝贵的资源投向那些不确定性高、非共识、需要长期耕耘的基础研究领域。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下一个技术浪潮的种子，往往就孕育于上一轮浪潮最喧嚣时期的冷板凳之上。

　　其实，“硅谷已死”的叙事，更像一声警钟，在每一个自满的时刻敲响，迫使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进行痛苦但必要的自我审视与革新。

　　而硅谷的未来，不在于它能否“保持原样”，而在于它能否成功地完成下一次，或许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一次“形态进化”——

　　从一个地理上高度集中的“硅谷”，演化为一个功能上更加分布式、与全球深度融合、并能与本地社会和自然环境达成和解的“硅网络”（Silicon Network）。

　　硅谷的下一场复活，将不仅仅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胜利，更将是对人类社会协作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和与我们所处星球和谐共存能力的一次终极考验。

　　*头图及封面图来源于ivy。原标题：“硅谷已死”：60年间，硅谷的死亡与重生，已经轮回了7次……